地源热泵，指的是陆地浅层能源通过输入少量的高品位能源（如电能）实现由低品位热能向高品位热能转移的装置。

 

       按照埋藏深度，地热能分为200米以内的浅层地热能、200-3000米的水热型和3000-10000米的干热岩型三种。

 

       《报告》指出，2010年以来，中国浅层地热能以年均28%的速度递增，年利用浅层地热能折合1900万吨标准煤，实现供暖（制冷）建筑面积超过5亿平方米，其中京津冀开发利用规模最大。

 

      中国水热型地热能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。近十年来，中国水热型地热能直接利用以年均10％的速度增长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2017年底，全国水热型地热能供暖建筑面积超过1.5亿平方米，其中山东、河北、河南增长较快。

 

      地热能利用除了供暖、康养、种养殖之外，还有少部分用于发电。截至去年底，中国地热能发电装机容量为27.28兆瓦，排名世界第18位。

 

       在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勘查开发方面，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。2017年，在青海共和盆地3705米深处钻获236℃的干热岩体，是中国在沉积盆地区首次发现高温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。

 

       但中国地热能产业仍存在发展不充分和不协调的问题。

 

      “首先，要尽快摸清中国地热能资源家底。”在同日举行的2018年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上，中科院院士、地热和水文地质学家汪集暘表示。

 

       截至目前，中国进行过两次全国性地热能资源评价，仅对少数地热田进行了系统勘查。结果显示，中国大陆336个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年可采资源量折合7亿吨标准煤；水热型地热能年可采资源量折合18.65亿吨标准煤（回灌情景下）；干热型地热能基础资源量折合856万亿吨标准煤。

 

       尽管有上述资源数据，但分省、分盆地资源评价结果精度较低，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。目前中国仅有实测大地热流数据1230个，而美国实测的大地热流数据达1.7万个。

 

       “中国地热能产业发展扶持的政策不充分。”汪集暘指出，虽出台了一些财政和价格鼓励政策，但政策不完善，执行不到位。

 

      上述《报告》也表示，目前关于地热能财税支持方面的法律法规，缺乏实施条款和落实细则，对优惠税率和补贴力度等激励政策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，出台的政策落地比较难。且资源税税额标准偏低，不能真实反映能源消耗带来的社会成本。

 

      “多头管理”是阻碍地热资源发展的另一因素。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，地热能受到三个法律的管控。《矿产资源法》规定，地热属于能源矿产；中国《水法》规定，“地下水”属于水资源；《可再生能源法》强调地热属于可再生能源，但是又缺乏如风能、太阳能具体可落地的管理手段和措施。

 

       《报告》称，要建立完善地热能管理制度，按照一件事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，尽快制定与《可再生能源法》配套的地热能开发利用管理办法，明确利用水资源和地热能资源、取水和取热的边界和标准。

 

      汪集暘认为，要推动地热能高质量发展，应尽快攻关地热能勘探开发利用关键技术，为此，应设立地热能资源调查和科技创新重大专项资金，加大研发投入力度。

 

      《报告》建议，还应先行先试培育地热能高质量发展示范区。一是建立雄安新区地热能区域性高效开发利用示范区；二是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浅层地热能集群化利用示范区；三是以江苏如东小洋口等为示范区，建设地热能特色小镇。

 

      同时，在地热能产业发展初期，将地热能开发利用纳入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范围内，并按照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制度发放绿证配额。

 

      为了吸引社会力量、金融资本参与地热勘查评价，推进地热能产业规模化开发，《报告》称，应开展地热能开发特许经营权试点，参与基础性、公益性地热能勘查，并将勘查评价数据统一纳入国家地热能大数据管理平台的企业，可优先获得地热能资源特许经营资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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